近日，伦敦交通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活动，并在地铁伊丽莎白线路上张贴海报，提醒听音乐、玩游戏和打电话的乘客戴上耳机；今年2月，法国南特一男子因在火车站用手机大声交谈影响他人，违反交通法规规定被罚款200欧元……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加快，在交通、工业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多样噪声已成为可能影响居民生活质量、身心健康的因素之一。在这一背景下，海外不少城市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应用前沿技术手段和培育社会共治机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噪声治理模式。
建立法律体系
刚性约束与柔性操作并存
法律是城市噪声治理的基础保障。海外不少城市建立了层次分明、针对性强的法律体系，通过明确噪声限值、规范行为边界和设定处罚标准，为噪声治理提供刚性约束。
德国的《联邦排放控制法》构建了“源头预防—传播控制—受体保护”的三级防控体系，将交通、工业、邻里和移动机械四大类噪声纳入统一规制框架。该法律本着“污染者买单”原则，要求企业和个人对其产生的噪声污染承担治理责任，同时授权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补充条款。德国各联邦州普遍实行的 “安静时间”制度颇具特色，以柏林为例，周一至周六的下午1时至3时、晚10时至次日早7时以及周日全天均为法定安静时段，违反者最高可被处以5000欧元罚款。这种精细化的时间管控既保障了居民的休息权，又为社会活动留出了合理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法律体系也有“例外”。2011年修订的《联邦排放控制法》明确将托儿所、儿童游乐场等场所的儿童噪声排除在“有害环境影响”范围之外，认定其属于“正常生活噪声”，确立了儿童嬉戏权利与邻居安宁权之间的平衡原则。与此同时，法律也要求父母在安静时段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孩子的过度吵闹，这种柔性操作既保护了儿童权益，又维护了社区和谐。
法国的噪声治理法律体系同样细致。《公共卫生法》对工业噪声、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分门别类制定了管控标准，要求施工单位必须使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围挡隔离等降噪措施，施工场地需实时监测噪声水平，超标即需整改。针对交通噪声这一主要污染源，法国早在1992年就出台专项法律，2002年又根据欧盟《环境噪声指令》绘制了覆盖主要道路、铁路和居民区的噪声地图，民众可通过邮政编码查询所在区域的噪声等级。这种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政府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加坡以严刑峻法治理噪声污染著称，其《杂项法令（公共秩序与滋扰）》第14条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制造噪声致使他人不便者，最高可处1000新元罚款。在公共交通领域，去年底开始，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实施的新规更是将地铁内大声喧哗、占用多个座位等行为纳入处罚范围，6个月内就有160人被罚，最高罚款达5000新元。这种“零容忍”的执法态度有效遏制了公共场所的噪声乱象。
爱尔兰铁路公司依据1984年《交通附例》，对在列车上不戴耳机外放音乐者处以100 欧元罚款。上月更新的《公共交通礼仪指南》明确将“设备外放”列为违规行为，列车员可直接开具罚单，首次违规者会收到书面警告，第二次就会被罚款。几天前宝尚配资，有人因三次在城际列车上外放播客，累计被罚款300欧元。
西班牙巴塞罗那则通过《城市声音环境保护条例》管理公共空间噪声，地铁、公园等区域均被纳入管控范围。地铁管理方在21个地铁站设立授权表演点，规定表演者音量不得超过65分贝，违规者将被没收设备并需支付190欧元赎回，今年至今已处理12起电子乐器外放违规事件。
技术支撑
实现精准识别与有效治理
法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撑。海外城市积极应用声学监测、大数据分析和智能设备等技术，实现对噪声污染的精准识别、实时监控和有效治理，推动噪声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
法国巴黎、尼斯、图卢兹等城市近年来部署的“噪声雷达”系统，成为交通噪声治理的新工具。这些设备配备声学监测和波束形成技术，能自动记录超过规定分贝的车辆并识别车牌，对改装消声器的摩托车和越野车形成有效震慑。
巴黎的噪声治理技术应用还体现在基础设施改造上。法兰西岛大区2024年宣布的1亿欧元降噪工程，计划在100个主要“噪声点”铺设降噪沥青并安装隔音墙，预计可将周边150公里范围内的噪声降低。这种材料创新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能从传播路径上有效削减交通噪声。同时，该区还将使用30辆专业车辆绘制“真实声学地图”，为后续治理措施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不过，这一计划也引发了关于治理方向的不同声音，有观点认为其过度关注公路改造而忽视了减少汽车使用这一根本解决方案，反映出技术治理背后的价值权衡。
美国纽约市的“噪声摄像头”计划代表了技术执法的新趋势。2023年底获批的《停止传播噪声法案》要求在五个行政区安装声学监测设备，当检测到85分贝以上噪声时自动启动记录功能。根据规定，汽车初次违规罚款150美元，三次以上违规最高罚款达1575美元。这些摄像头配备人工智能算法，能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噪声特征，截至2023年底已有7台设备投入使用。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噪声监测网络是其建设智能城市的一部分。自2006年起，该市逐步建立起由133个固定监测点组成的网络，2022年又新增20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接入智能城市数据管理系统，能实时收集、分析和发布噪声数据。
三者平衡
创建和谐声环境
“城市公共空间噪声治理是一个典型的领域，让我们看到法律作用的边界和多元治理的必要性。不过，同样应当超越‘立法万能’的思维定式，关注如何通过精细化管理和自律机制培育，构建更加和谐的城市声环境。”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曹薇薇认为，只有在法律、管理与自律三者间找到平衡点，才能让公共空间成为人人可享的优质资源。
噪声污染具有瞬时性、主观性和地域性特点，这使得法律规制面临诸多困境。立法往往滞后于新型噪声源的出现，且统一的标准难以适应不同场景的需求。
例如，同一分贝级别的声音，在住宅区可能是难以忍受的噪声，在商业区则属正常活动范围。执法层面也存在取证难、执行成本高和执法力量有限等难题。
在现实实践中，许多地方根据不同空间功能和时间段进行细分管理。
例如，空间维度上区分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混合功能区等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标准和要求。住宅区需要严格保护夜间安静，商业区则可适当放宽日间标准但加强对低音炮震动等特殊噪声的控制。
在她看来，最可持续的噪声治理来自社区成员的内在约束和共识共建。
例如，加拿大温哥华就更注重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来培养居民的意识。市政府会通过各种渠道提醒大家注意噪声对邻居的影响，倡导“相互体谅”的社区文化，而不是单纯依靠处罚。
除了相关意识的培养，社区公约制度同样有效。德国柏林的一些街区尝试让居民自己决定如何解决当地的噪声问题。通过社区会议，居民可以提议是在广场上安装一个噪声显示屏幕，还是改造儿童游乐场的地面。这种参与感让居民更愿意主动维护社区的宁静。
对于街头表演和文化活动，政府不作简单禁止，而是划定合适的区域和时间，鼓励活动组织者使用方向性更强的音响设备，减少对周围住户的影响。
此外，协商调解机制也可以成为前置解决问题的途径。2022年新加坡共收到27600起噪声投诉，是2019年的五倍多。为应对这一挑战，社区调解中心提供专业的第三方调解服务，通过单独会谈和共同协商等方式帮助双方达成和解。据律政部统计，约80%的噪声纠纷在调解中心达成和平解决。
2023年底，新加坡还成立了专门的噪声纠纷任务组宝尚配资，赋予其调查权和执法权，能联合警方和法院开展现场调查，有效打击恶意噪声扰民行为。这种“调解优先、执法兜底”的模式，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维护了社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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